在風起雲湧的二戰時代，有些日本禪師認為冥冥中自有因果運行，哪怕士兵手刃敵軍，責任也不全在他們自身，而是千絲萬縷的因果脈絡交織起來的必然結果。
同時候，在地球另一方，德國納粹士兵屠殺猶太人，卻又不認為自己殺人。他們覺得，自己只是在執行上司指定的職責。
在香港，警員對藝術家開心見誠。他們說不為自己的行為感到自豪，只是，反派角色必須要有人來做。
他們都認為，人的行為並非由人自己決定，而是各種各樣外部因素摻合而成的必然結果。
我常常想關於自己的事。
維根斯坦有一點觀察很有趣，他說，人們總是以「描述」的方式談論自身以外的事，卻以「表達」談論自己。這就是自己和自身以外一切的決定性分別。你在做自己，也只能夠做自己。
做自己是人的最後權利。就算政治家剝奪你的選舉權，資本家剝奪你的勞動力，他們也無法迫使你去喜、怒、哀、樂，以及作出由此而來的行動，哪怕只是輕輕動一根手指頭。因此，再不自由的人也有權利停止自己的行動，即罷工；或擺脫規範地行動，即抵抗。因為你有權做自己。
然而做自己也同時是種責任。你必須要為你自己的行為負責。會有很多人向你賦予期望、施予壓力。也許你的選擇只是為了回應這些期望與壓力，但即便如此，你仍無法否認，你對你自己的一舉手一投足，擁有最終決定權。
其實我們也是知道的，做自己的責任是非常、非常沉重。人愈大，要保護的人愈多，考慮的事情愈複雜，愈難做自己。要做到說的每句話、做的每件事，都對得住自己，是多麼的不容易。
因為不容易，所以想要逃避。如果把一切不如意的事、後悔的事，都說成是身不由己，內心也許會好過一些。這種心情可以懂嗎，也不是不可以。
可是，如果問我，我還是希望能做自己。
也說不出個具體緣由。不過我想，要是把自己不喜歡的事情都說成身不由己，那便好似不得不一併懷疑，自己所喜歡的人和事，那種「喜歡」的情感，是否也源於某種身不由己。我喜歡我的客人，喜歡我的貓，僅僅是因為我是店主和貓的主人呢，還是因為我是一個人。如果是前者的話，那我覺得也未免過於悲傷，所以我希望能以一個自主的人的身份活下去，即便這意味著一種龐大的責任。
至於其他人，那就讓其他人的自己，好好想。